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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三八红旗手事迹心得体会篇1
“治愈患者带来的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
“治愈患者带来的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李桓英对患者的关心不仅仅体现在治好他们的病痛，更如同亲人一般，时刻给予他们温暖，为他们寻求最佳的治疗方案。
1993年年底，云南省文山县有一位女生在临近高考前不到半年，被诊断患了麻风病，李桓英得知情况后非常着急，赶去为她仔细检查：“现在得了麻风，就像得了一块皮肤癣，只要联合化疗一周就失去传染性，你可以边学习，边治疗，最多两年就能治好，放心吧。”
李桓英还鼓励她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不能自暴自弃。因联合化疗中有一种药物会造成皮肤染色，李桓英又与当地医生一起，为这位女学生设计专门的治疗方案，并请当地的医生一定要保证她的治疗，不要影响学习。过后，李桓英仍然惦念着这位女学生，曾多次打电话、写信询问她的情况。后来，这位女学生真的考上了大学，并在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
麻风病是一个“穷”病，大多数麻风病患者的家境都不是很好，李桓英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给予他们关怀和体贴。
2007年3月，热研所麻风室接诊了一位24岁麻风患者小马，小马生长在一个麻风病高发家庭，家里有5人患麻风病。李桓英无条件接收了这一家5位患者来京免费治疗。经过两年的治疗，他们的麻风病已基本治愈。一次复诊中，李桓英教授看到小马的手已破溃感染，并得知他一家租住在平房，生活十分拮据。“患者这么年轻，一定要为他的将来着想。”她既着急又心疼，立即拿出随身携带的1000元钱给了他们。
有条件干，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干。行医70余年，这就是李桓英的行事风格。
在深入麻风病区的途中，由于山高路险，道路崎岖，她曾经4次遇险，2次翻车，2次翻船。
她遭遇过最严重的翻车是从翻滚的汽车前窗挡风玻璃甩出去10多米，躺在覆盖着厚厚白雪的山坡上昏了过去。连车带人滚下坡底的同志们从车中爬出来，大声呼喊她。她才反应过来连声呼喊：“我在这里!”但是她爬不起来，李桓英歪头一看，雪地上留下一大片殷红鲜血。这次车祸导致她两侧锁骨和3根肋骨骨折，头部外伤缝了7针。大家都劝她好好休养，她却缠着厚厚的绷带、打着石膏投入了新的工作。
2015年，已是94岁高龄的李桓英，不顾膝关节手术后的行走不便，再次来到云南。一进寨子，那些当年经她治愈的麻风病康复者就像见到了亲人，眼含激动的泪水，扑上来就喊：“李妈妈，您回来了!”他们的子孙听说李桓英回来的消息，也纷纷请假，从打工的城市赶回寨子，只为见上李桓英一面。在他们心中，李桓英就是改变她们命运的“贵人”。
全国三八红旗手事迹心得体会篇2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这个冬天，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广大党员干部坚守岗位、奋战一线，无数个感动的瞬间温暖了无数颗心，无数个感人的精神照亮一座座城，无数名党员干部坚守阵地、逆行而上，勇做战“疫”一线的王者。
坚守岗位、阻击疫情，做精确打击的“阻击者”。“疫情就是命令”，广大党员干部闻“疫”而动，把严峻疫情当做对党性的考验、对初心的考问，将疫情防控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以“我是党员我带头”的积极性主动投身到这场严峻斗争中去，以“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的决心真抓实干，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攻坚克难。既敢于斗争，更善于斗争，在抗“疫”斗争中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各级党组织带领群众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在防控中做到“思想认识到位、宣传引导到位、摸底排查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党员作用到位、应急措施到位”，筑牢“疫”线战斗堡垒。
担当使命、守护平安，做守望相助的“守护者”。“防控就是责任”，广大党员干部主动扛起责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和实干抓好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以“草摇叶响知鹿过”“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细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忧，以“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从容面对各种棘手问题、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定力消除群众顾虑、坚定群众信心，在“疫”线当先锋、作表率，让党旗在一线全面飘红，让党徽在前沿熠熠生辉。
全国三八红旗手事迹心得体会篇3
武汉疫情爆发以来，一群群90后白衣天使们奔赴战场，不顾自身安危，以一己之力保护着全国百姓。有人说哪有什么白衣天使，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学着前辈的样子，治病救人、和死神抢人罢了……而我想说，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江山代有才人出，不负华夏顶天地!
中国很早就提出了“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的教育理念，对青少年培养教育的投资也可谓竭尽全力。从九年义务教育到营养午餐，从国家助学金到“双高双普”，一项项严格落实的教育政策都无一不体现了国家把青少年教育放在重要位置的良苦用心。中国以这样的方式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也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国家栋梁。华夏母亲以这样的方式哺育子孙，在他们头顶撑起一片蓝天的同时，也给了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
长大后，这些孩子们投身于各行各业，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付出，一步一步推动着国家的发展。接班者从前辈手中接过火炬，向前奔跑，又将它平安地送到他们的子孙后辈手中，这是报恩也是责任。乌鸦尚会反哺，以报父母养育之恩，而这些在“母亲”庇佑下长大的孩子们如今也正以自己的力量来报答国家。记得小时候我们常说“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也很早便明白，国家的未来需要我们。此次疫情让我们看到，很多人小时候的话不是说说而已，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是中国最坚实的力量。“使命”二字永远是中国人不会间断的传承。
危急时刻，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共克难关。不论年龄，不分职业，只是凝聚所有人的力量，筑起一道永远不会倒的长城。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一方有难，自会八方支援。08年那场大地震，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们帮助寻人，供给物资，治疗伤员，终于又将汶川重新建设起来。一次次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祖国母亲给予百姓以庇护，而祖国儿女，则努力让母亲变得更加强大。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90后的孩子们从全国各地出发支援武汉。不畏艰苦，不惧病毒，从没有想过自己也只有20多岁的年纪，只是一心救治病人。除了战斗在治疗一线，他们还坚守在防控前线，用自己的汗水，为全中国的百姓筑起一道道屏障。明明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家里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但他们却还是奋不顾身的奔赴前线，明明他们也是父母掌心中的宝贝，却抛下一切，不计后果，只为了全那一份报答祖国的赤子之心。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共克时艰，方知少年意气!灾难面前，没有民族，也不分性别，更无年龄，每一个中国人都与这片大地生死相依。生于华夏，便得华夏庇护;长于华夏，便对华夏感恩。亿万人之心，凝聚一同，做华夏最忠诚的守护者!
全国三八红旗手事迹心得体会篇4
“爆竹声声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本应是一片欢乐海洋的中国，却只闻战鼓铮铮，不闻鞭炮阵阵，成为了白天行人寥寥，夜晚万籁俱寂的“空城”。
2020年1月30日，一阵可怕的“病毒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整个武汉，并向全国蔓延。一时间“新型冠状病毒”这个词仿佛乌云般笼罩在中国上方，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然而就在这人人自危的时候，一群不计报酬，不论生死的科研工作者和医务人员挺身而出，与病毒正面开战。
是什么让84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毅然前往一线?是什么让无数医生护士主动放弃休假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自动请愿驰援一线?是为了能让患者尽早康复出院;是为了中国10多亿人民的安全;是为了坚守那“若有战，召必回”的铿锵誓言。于是他们转身离开，不是朝着家的方向，而是疫情最严重的武汉;不是年夜饭桌前，而是需要他的地方。看着一封封请战书上鲜红的指印，不觉间，泪水已夺眶而出。他们面临着可能被感染的风险，在生死之间来回穿梭，为我们筑起一面坚固的“长城”。
爱美乃是女人的天性，但一位来自武汉的护士单霞却动手剪掉了自己及腰的长发“光头明志”。当她的朋友知道后为她哭时，她微笑着安慰她们，说：“我早就想在年前换个发型了，只是与预期的有些不同，再说头发没了还可以再长。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能救更多的人。”看到这里，我不禁觉得这身白衣穿得太过沉重。
当然，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最值得我们敬重的是钟南山院士。非典是中国人抹不掉的共同记忆。面对非典疫情，钟南山主动请缨：“把最危重的病人转到我这儿来”，这淡淡的一句话，无异于平地惊雷般的“向我开炮!”在这之后，我们看到的便是他以66岁的高龄，持续工作救治患者的身影。如今沉寂17年之久的瘟魔再次叩响了中国的大门，向中国发起猛攻，84岁的钟南山身披铠甲挂帅出征，全身心投入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除了这些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还有许许多多和他们一样可爱可敬的人，他们是社区工作者，是普通的环卫工人，是一线执法人员，为居民测体温，进行相关宣传，杀菌消毒，摸排登记等，他们都在用行动争当疫情防控的参与者。
我们也应该向那些正在与疫情做战斗，与死神抢人的医务人员学习，学习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尽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爆竹声声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相信吧，待到春暖花开，我们定能繁花与共!
全国三八红旗手事迹心得体会篇5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的春节变得有些冷淡，而在我们大年三十在吃年夜饭的时候，一位位白衣天使却早早收拾好行囊，奔赴一线，夜以继日的投入战“疫”一线。
我们虽然看不到他们可爱可敬的面容，但我们却知道他们是这个春天里最美的风景，是敢于同时间跑、同病毒较量的真英雄。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简称又叫2019-ncov，一时间，全国各地的人民人心惶惶，口罩也成了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年货”和前线的“战略物资”。
在这种危急关头，一些些医护人员、一批批志愿者、一位位白衣天 使和一名又一名的当红明星在第一时间积极行动。捐款、捐消毒液。、捐口罩;奔赴一线，抗击病毒;召集募捐。，挺身而出。这些都是此次疫情的奉献者。也是让我们应当敬佩的人民英雄。
对战役在一线的奉献者致敬，是全社会汇集起来的战“疫”正能量，你们在前线不计生死，救死扶伤，不负众望;我们在后方竭尽所能。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
参加过非典的钟南山院士，孝垄之年。，再次“挂帅”。“国有战，召必回，战必胜。”是他的铮铮善言!“有一座山叫“钟南山”，也是人民对钟南山院士的致敬。”
“前方战“疫”酣，后方勿牵挂。为奉献者致敬，为守护者守护”。所凝聚起来的磅礴之力，是奋斗在一线医护工作者的无畏冲锋的坚强后盾。因为有你们的义务反顾，才有我们的用心守护，疫情消散，春暖花开的日子不会遥远。我和你们的家人一起迎接英雄凯旋。
最后我在这里向奉献者致敬，向医护工作者致敬，等待你们的凯旋归来，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全国三八红旗手事迹心得体会篇6
2月13日，周春梅办公室门口的去向牌，依然指向在岗那一格。她的办公桌上，两摞案卷堆得高高的，一本《民法典》里写满了笔记。
“春梅遇害前一天下午，我们还一起学习了民法典的时间效力问题。” 伍斐觉得一切仿佛就只是一场噩梦，“多希望我还能跟她一起讨论案子。她是那么的专业，总能找到案件焦点。”
周春梅是高院专业法官会议委员。在审监一庭负责精审案件，所有上诉、抗诉的疑难复杂案件都由她带领的团队负责。
“审判监督就是依法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判决、裁定，这对法官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要求更高。”省高院审监一庭副庭长蒋琳告诉记者，“不管多么复杂的案子，春梅都办得非常精细、扎实。”
高院审判楼9楼会议室正中间，挂着一面写有“新时代法治楷模”大字的锦旗。这是3年前，一名当事人给周春梅送来的。
2007年5月25日，湖南某水电开发公司与某慈水电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电量损失补偿合同》，约定湖南某水电开发公司须据实全额补偿，因尾水水位抬高导致某慈水电有限公司发电量减少而损失的电量电费。一、二审法院均认定上述合同有效。后经申诉，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周春梅主持听证后，没有遵循一、二审法院的裁判思路下结论。而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对水法这个比较偏门的专业领域进行了系统学习。
当事人关于基准水位达80.3米以上给某慈水电有限公司补偿的约定，是否违反了《水法》的强制规定?当事人不按规划水位蓄水是否会损害公共利益?为了解决这些疑问，周春梅加班加点查阅资料，向水电专家学习请教。
最后，周春梅从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出发，慎重提出了“《电量损失补偿合同》因违反公共利益而无效”的处理意见。合议庭讨论后，一致同意了周春梅的处理意见。这篇说理清晰、逻辑缜密的裁判文书，获评首届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
在省高院副院长杨翔眼里，春梅热爱自己的职业并恪守着法官的良知，“在召集专业法官会议时，我总是点名春梅参加。她见解独特，从来不会因为领导或者老师缘故而随意附合我的看法”。
不唯上，不唯师，只唯自己对事实和法律的确信。周春梅在办案中总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不论工作再忙，她每年都写撰写一些理论文章。遇到典型案例，她会及时提炼裁判规则。”伍斐说，“春梅是一个踏实的耕耘者，她对法律敬畏。”
周春梅的钻研精神和业务能力在学生时代就小有名气。读研期间，周春梅因科研成果突出，参与2项省部级科研项目，获得过湘潭大学校长奖，并在多个国家核心法学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在法院工作17年，周春梅获得的荣誉不胜枚举。她多次被评为院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办案能手，多次获年度嘉奖，一次立3等功。2019年，周春梅被评为湖南省审判业务专家。
面对种种赞扬，周春梅总是摆摆手，是莞尔一笑。
作为朋友，民一庭法官助理向英知道这些荣誉背后的不易。“春梅既要负责业务指导，又要办理具体案件，回家还要照顾孩子，每次见春梅，都有分秒必争的感觉。为了节省20分钟多写一会儿判决书，春梅很少按点吃饭，只为避开下电梯和排队的高峰。”
全国三八红旗手事迹心得体会篇7
根据湖南高院的通报：2021年1月12日，湖南高院审监一庭副庭长周春梅法官被犯罪嫌疑人向某行凶报复，不幸遇害。经初步调查，向某因事向法院提起诉讼，请周春梅为其打招呼被拒而心生怨恨，行凶报复。
同日，_网等权威媒体纷纷转发上述通报，并就此案发表评论。
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平安、快乐地活着，享受着人生的美好。不管是律师因病离世，还是检察官、法院疲劳殉职，抑或是如马彩云、周春梅等法官不幸被害，基于人性的善良，我们都会自然而然地感到心痛、惋惜。
在难过于周法官无辜被害，行为人早日受审，得到公正裁决之余，作为法律人，不免对本案产生了一些思考。
本案案发之后，因被害人的特殊身份，从普通命案就迅速上升为新闻舆情。作为周法官的工作单位，湖南高院自然有责任对舆情进行及时地回应。显然，我们普通人对本案都唏嘘不已，湖南高院中诸多领导、同事与周法官相处多年，对其为人处事颇为了解，义愤填膺也是情理之中，我们对于湖南高院在通报及后续新闻中折射出的悲痛心情足以感同身受。
但是，我们还是要关注到本案中舆情应对主体与受众的关系。
一方面，作为舆情应对主体来说，除了作为被害人所在的工作单位之外，湖南高院还是湖南省层级最高的审判机关，其所发出的通报、新闻稿件无疑应当具有相当的准确性、真实性，在新闻通报中，湖南高院仅以侦查机关在案发当天初步调查的事实为素材，难免不够真实、准确。
另一方面，就新闻受众来说，除了少数法律工作者(含法科学生)之外，新闻的绝大多数受众都是普通百姓，他们对于官方媒体有着较高的认可度和信任感。当阅读到诸多官方媒体就本案的通报、新闻稿件时，他们很可能选择性地遗漏“初步调查”这几个字眼，本能地认为这就是本案的真相。毕竟从湖南高院微信公众号到法治日报，这些媒体的权威性不容置疑。
可是，就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来说，办案机关需要收集证人证言，对案发现场进行勘验，要对被告人的住所等处进行搜查，对必要的物证、书证等进行扣押等，还需要对提取的检材进行鉴定。此外，侦查人员还要多次提讯犯罪行为人，了解其作案动机、犯罪过程等，固定讯问笔录。
总之，公安机关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收集、固定证据，才能逐步还原真相，查清案件事实。就本案来说，办案人员要了解被害人与犯罪行为人何时开始就相关案件进行接触，接触频率如何，被害人是如何拒绝行为人的过分要求的，行为人有无事先准备作案凶器，如何滋生行凶动机的，作案经过如何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对于被害人具有特殊身份的案件中，其所在工作单位，特别是公检法部门，应当在援引侦查机关通报材料的同时，表示尊重、配合公安机关的相关办案工作，不宜过多介绍、讨论案件的事实、定性等等。此外，视情况需要，来酌情报道被害人生前的工作、生活情况及遇害后的相关安排。至于案件真相，留待日后的庭审直播及相关新闻报道进行披露，则更为妥当。
本案发生以后，在不少法律微信群中，群友们都在讨论本案是否需要适用回避制度。
笔者极为主张，本案应当适用刑诉法的回避制度，在异省审理为宜。
本案存在着需要回避的法定情形。刑诉法第29条规定了回避的四种情形：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就本案来说，周法官在湖南高院工作多年，想来，湖南三级法院熟悉她的法官不少。而根据刑诉法的规定，结合当下披露的案情，本案极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刑罚，一审自然是在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抑或是复核审极有可能是湖南高院，如此一来，就会出现周法官的下属、同事、领导来审理这个案件，自然符合上述规定的第四种情形，也是违反了朴素的正义规则——“任何人不能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
与程序设计相背离的是，国人一向不太重视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更加注重、追求实体公正。最近一审判决生效的原湖南高院副院长张家慧一案便是如此，其在海南高院工作15年之久，其职务犯罪一案由海南之外的法院审理更好，但该案中未出现指定管辖、异省审理的情形。
由此上溯至古代前朝，“六月飞雪”的窦娥冤一案，系其父窦天章做官后从京城返乡，才得以平反昭雪。无独有偶，包拯自己审结了“锄包勉”一案，包勉系其亲侄儿。遗憾的是，至今在赞颂、期盼“包青天”之余，社会公众是否曾想过包拯也未曾践行朴素的回避制度呢?
当然，就算将本案放在湖南审理，不单单是本案，湖南三级法院都会尽力地追求在每一个案件的审理中实现公平正义。那样一来，还是不免让人会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猜测：是不是湖南法院会痛下狠手，对被告人施以重刑呢?
我们既要考虑到社会公众的朴素正义观念，及时、依法惩处行凶者，也要尽可能地追求程序公正，实现程序正义。在建设法治中国、法治湖南的推进过程中，周法官遇害案无缝是一个鲜明的法治样本(尽管我们本意上不希望有人遇害，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惨剧)，所以，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应当决定对本案指定管辖，在湖北、江西等与湖南邻近的异地审理，唯有如此，才能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展示给社会公众，给我们所有人以生动的法治教育，昭示刑事法治的进步与人权的充分保障。
在命案中，不少辩护人就被告人的精神状态提出鉴定的动议，认为行为人在作案时精神状态不正常。如在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损财物一案中，二审庭前会议时，辩护律师就对张扣扣进行精神病鉴定的申请被陕西高院依法驳回。
在本案中，向某的辩护人没准也会提出精神病鉴定的申请，部分公众也可能推测犯罪行为人向某有可能精神不太正常。
在笔者看来，在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公检法三家未对行为人进行精神病鉴定，未必就是违法办案。特别是侦查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行为人举动、言语异常，作案动机不符常理，往往会主动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而到了审查起诉、审理阶段，对于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存疑的案件，谨慎、稳妥起见，检法办案人员都会先行提审、讯问行为人，了解行为人的精神状态，了解其能否回忆起作案经历，回述作案动机，更有细心者，会了解行为人的疾病史、家族史，从而产生相应的内心确信，继而作出是否进行精神病鉴定的决定。
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在诸多案件中，法检机关依法驳回了辩护人要求进行精神病鉴定的申请，这样的做法并非就偏离了正义的轨道。
笔者建议，就本案来说，办案机关可以根据在案证据材料自主决定是否要对向某进行精神病鉴定。如果到了人民法院审理阶段，仍未启动过相关鉴定程序，人民法院最好的做法就应当是进行庭审的图文直播，必要时应当插播一定时长的庭审录像片段，或者是在庭审结束后，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将向某接受讯问时、参与庭审时的部分同步录音录像予以公布，这样充分展示她的精神状态，来充分打消社会公众的疑虑，有效提升刑事法治的透明度，增进公众对刑事司法的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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